彭剑 / 人人皆革命党——从“新革命史”谈起
提出“新革命史”这一术语的学者的阐释，和以该术语为题发表的其他学者的作品，都给人留下很深的“新革命史”只是“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实则近代的革命有着丰富的内涵，都应该成为革命史研究的对象。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这20世纪三大革命中，在“传统革命史”观照下的被革命者国民党、北洋、清室，其实也分别是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中某一阶段的主导者。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的交迫之下，几乎人人都是革命者，只是革命方案各有不同，因此存在方案的竞争与更迭。
新革命史 中共革命史 国民党 北洋 清室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引言
革命曾经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研究的主题，但是，在20世纪后半段，革命史研究却有退潮之势，出现了“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不过，革命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问题，将它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就会使史学研究抓不住要害，造成研究的碎片化。有鉴于此，一批学者或坚守，或投入革命史研究，从而在21世纪之初形成了“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热”。正是在此过程中，一个新的学术概念“新革命史”出现了。这一术语虽然不能涵括近些年来所有革命史研究的新现象，但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学界将革命史研究推入新境界的努力。这一概念是李金铮提出来的。据其自述，2008年，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暨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提交的论文《何以研究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最后一节以“向新革命史视角转型”为标题。这篇论文经作者修改充实，成为次年他在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全国社会史研究生暑期学校的讲题《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社会史视野》。在那之后，又经修改，以《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为题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从那以后，“新革命史”这一术语遂广为人知。即使不以革命史为专攻的学者，对这一术语也“如雷贯耳”。那么，何为新革命史？李金铮在2016年发表的论文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如果说要给“新革命史”做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大概可以这样表述：“新革命史”是回归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概念和理论。这一定义令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特别强调新革命史与中共革命史的关联。其后，在2018年和2019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中，李金铮也作了几乎相同的阐释。但是，如此界定“新革命史”，总令人感觉有所不妥。由于他将“新革命史”仅仅定位为推进中共革命史研究，加上迄今为止冠以“新革命史”标题的研究成果，全都是关于中共革命史的，且大都发表于中共革命史的专业期刊，这就给人留下很深的“新革命史”只是“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不以中共革命史为专攻的学者可能忍不住问：“传统革命史”关注的对象还包括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新革命史”却只关注中共革命，岂不是有窄化革命史研究范围的嫌疑？若要成为一个更富创意的学术概念，“新革命史”是否可以增强其包容性，摆脱“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致力于理解近代中国的各种革命运动？20世纪初，孙中山将自己领导的革命分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实则尚有思想革命、宗教革命、家庭革命、婚姻革命、史学革命、文学革命、诗界革命、心灵革命等等绚丽多彩的革命。诸如此类的革命现象，似乎都可成为“新革命史”的学术阵地。即使是耳熟能详的20世纪“三大革命”（即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也可再转换思维，发现新天地。比如，一场革命，有革命方，必然有革命的对手方。通常认为，革命方是革命者，而革命的对手方则是被革命者、反革命者。但这很有可能是低估了近代中国革命复杂性而造成的误解，实则20世纪三大革命的对手方也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某一段的参与者甚至主导者，也就是说，他们也是革命者。有趣的是，在李金铮与陈红民讨论“新革命史”的时候，已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这充分显示，“新革命史”有成为一个开放性学术概念的可能性，因此笔者乐意就一己所见，在这方面多谈一谈。写作的态度，跟陈红民和李金铮两位一样，是为了活跃革命史研究的气氛，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进步。
一、国民党的历史是“新革命史”的一部分
在2018年举办的“多元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学术研讨会上，陈红民做了一场大会发言，后经整理扩充，以《“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为题，发表于当年《苏区研究》第5期。这是“新革命史”概念提出以来第一篇正面商榷的文章，认为既然只有研究方法的进步，而在研究的核心内容方面并无变化，就没有必要在“革命史”前面加一个“新”字；“新革命史”的重要方法创新是引入社会史的方法，但过于强调从其他学科借用方法，有“学术自卑”的嫌疑；并且，李金铮所阐释的“新革命史”的方法并不新鲜，因为这些方法乃是“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普遍趋势，各领域的学者均做过不同程度的努力”；被李金铮称为“新革命史”代表作的一些作品，其作者并无“新革命史”的自觉意识，有点“被‘新革命史’”了的味道。他还为“新革命史”的完善，提出了四点建议。针对陈红民的质疑和建议，李金铮一一作了回应。笔者最感兴味的，是两位关于国民党的讨论。陈红民在文章开头说，他的学术专攻是国民党史与蒋介石，“对于革命史的研究我虽关注，但没有任何的研究成果”。他对“新革命史”所提的第四条建议，是“借鉴学界研究革命对象的成果”，为此，他论述道：“民国时期，几乎中共所有的重大事件、政策与决策，深究其背后，大都能找到国民党的因素。国民党是中共革命的主要对象，要全面认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必须了解国民党的历史。如果没有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存在，共产党的革命历程（包括其艰难性和曲折性）肯定会大不相同。”这些论述给人的印象是，作者认为中共才是革命者，国民党则是革命对象，因此，研究国民党的历史不是研究革命史。本来，李金铮此前所论证的“新革命史”，就是关于中共革命史的，因此，陈红民的说法，与李金铮的主张是吻合的。以此之故，当看到李金铮在回应文章中的如下论述，笔者难免有点讶异：要全面认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国民党的历史，这是从对立面的镜像中反观自身历史的有效方法。革命与反革命本来就是难以分割的对立统一体，任何一方的研究都可以促进对方的研究。笔者所提出的“加强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正是提醒这一方法的运用。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的历史不仅仅是共产党的对立面，它也曾有过 “革命”的历史，原本就在“新革命史”的范围之内，只是迄今少为注意罢了。讶异之余，更多的是惊喜。这一段论述表明，虽然李金铮在这篇文章里还在重申此前的观点，宣称自己提出“新革命史”的概念，为的是“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与复杂性”，但其实在他心里，“新革命史”已有更大的关怀，因为国民党的历史既然属“新革命史”的范畴，则“新革命史”显然不仅仅是中共革命史。不过，国民党的历史属新革命史的范畴，这并非李金铮的回应文章探讨的重点，而像是灵光一闪的产物。那么，该如何看待国民党与革命的关系？国民党谈自己的历史，总是追溯到1894年成立的兴中会，而兴中会及其后的同盟会，无疑是清季革命派的主体，辛亥革命的成功，与这一派的努力密不可分。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又有“二次革命”，以及护国、护法诸役，都属革命事业。至于改组之后发动的北伐战争，更是以“国民革命”或“大革命”之名载入史册。这一些，无疑都属国民党曾经有过的革命行为。那么，1927年奠都南京之后呢？在“传统革命史”的敘事里，国民党“清共”之后就变成了反革命，不再是革命者。但实际上，1927年之后的国民党也长期以革命者自居。蒋介石的爱将陈诚在其回忆录里提到一件有趣的事：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之后，陈诚于1月21日赶到杭州，向蒋介石请示今后的施政重点，究竟是“行宪”还是“革命”？蒋介石沉吟了一会，很肯定地说：“我们当然要继续革命。”通常认识中的“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在一败涂地的时候，居然说出“继续革命”的话，真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从这一记载来看，至少蒋介石自认为是革命的。他在“革命”前加了“继续”二字，说明他自认为已经革命了一段时间了。同书还记载，在蒋介石说“当然要继续革命”之前不久，面对中共军队的凌厉攻势，陈诚说过这样的话：“现已至与反革命者短兵相接之时，亦至革命者与不革命者之分水岭。反革命者无时不想阻挠革命，但真有革命之决心者，必将因此而益增深刻之认识与努力。”显然，他所说的“反革命者”是中共，中共所阻挠的“革命”则是国民党的事业。就是败退台湾之后，国民党政权也在相当长时间里继续高唱革命之歌。仅举陈诚几件事：1952年10月12日，陈诚出席国民党七大二次会议报告三年来的施政状况。其书面报告中写道：“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决不怨天尤人。展望将来，我们深信革命的前途仍是非常光明的。但奋斗的过程将是异常艰苦的。” 1954年11月12日，陈诚谈纪念孙中山的方法时有言：“革命原来就是牺牲个人贡献于社会及人类的事业，国父所能贡献于社会人类的，已无保留地贡献出来。”1955年6月16日上午10点，陈诚到凤山主持陆军官校三十一周年纪念庆祝大会。阅兵后发表讲话，有云：“军校近三十年来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国民革命史。……我们国民革命军有四大口号，即：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实行主义和完成革命。”类似言论，还不仅仅出现在公共场合，就是在日记里，也经常出现。比如：他在1950年初的日记中写道：“投降乎？逃跑乎？自杀乎（自私自欺）？革命乎？大家都知道只有革命，但大家都走自杀的路。”1958年3月12日，陈诚在日记中感叹：“今年是国父逝世三十三周年纪念，回忆当年，正在东江作战，当时全体官兵咸抱只有奋斗牺牲才能补国父逝世于万一。”与之相较，今日则“彼此争权争利争言争气”，革命精神已消失。从以上的简单引证，我们可以感受到，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确实并未放弃“革命”言论。这可以作为李金铮所提出的国民党也曾有过 “革命”的历史，原本就在“新革命史”的范围之内这一观点的注解。相信加强对国民党“革命”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丰富“新革命史”的内涵。
二、军阀与革命
共产党是革命者，国民党也是革命者。那么，被国共合作推翻的北洋系呢？在“传统革命史”言说下，“北洋”与“军阀”相连，“军阀”与“割据”相连，都是负面的，自然和革命无与。但实际上，北洋军阀也好，其他军阀也好，大都在20世纪的革命中占有一席之地。
民国何以演变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长期以来，罗尔纲的研究使人们相信，是由太平天国兴起后出现的督抚权力加重（“外重内轻”）现象演化而来。而近年来李细珠的研究则显示，由晚清督抚演变成民初军阀的少之又少，军阀的来源，多为新式军人和革命领袖。
李细珠的发现很有意义。有一部分革命将领成了军阀，也就是说，这些军阀原本是革命者。细究起来，即使是来自新式军人的军阀，大多也曾经是革命者。如众所知，在袁世凯玩弄权谋推翻清廷的过程中，有47位军事将领，由段祺瑞领衔，于1912年1月26日发过一通电报，要求清政府放弃政权，“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举动，难道不是革命？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一行动，共和的降临恐怕还需要更多时日。因此，后来被称为北洋军阀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可以说是革命者。
至于袁世凯，则更加可以说是那场推翻清室的革命的重要一极。
在“传统革命史”的认知里，袁世凯是个阴谋家，是个反革命，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是个窃国大盗。在辛亥革命中，他的通天大阴谋不但玩弄了清政府，也玩弄了革命派。
说袁世凯玩弄了清政府大致不差，说他欺人孤儿寡母也与事实相符，但若说他玩弄了革命派，窃取革命果实，就有些不准确。因为当时革命派的力量并未大到足以推翻清廷，袁世凯如果站在清廷一边，革命便很难成功；如果他站在革命一边，则清廷也很难自保，因为虽然他开缺了两年，但北洋军依然听他指挥，而北洋军乃是当时力量最强的新式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清廷重用他，就是革命派，也努力争取他。
如1911年11月9日，正在湖北前线与清军作战的黃兴致函袁世凯，称袁的才能“高出兴等万万”，劝袁氏“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黃龙，灭此虏而朝食”，并称这是袁世凯建立不朽功勋的好时机，“千载一时，祈毋坐失”。
11月11日，“首义都督”黎元洪与袁世凯的代表谈判时说，只要袁世凯参与到革命阵营中来，反戈北向，则“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
孙中山回国之后，于12月29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但当日即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担任”、“暂时承乏”，对正以“旋转乾坤自任”的袁世凯，他“虚位以待”，唯恐袁世凯因南方选举临时大总统而改变初衷。
革命派如此重视袁世凯，袁也审时度势，站在了革命一边，通过种种手段，使清廷放弃了政权，中国遂实现了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变，完成了一次重大革命。在此过程中，要说袁世凯耍了阴谋，那主要也是向清廷耍的；要说袁世凯窃国，也是窃了清廷的国。革命后出任临时大总统，可以说是兑现了革命派对他投身革命的承诺，也可以说是他应得的酬庸，不存在“窃”的问题。
北洋军阀中的很多人，不但参与了那场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主题的革命，在进入民国之后，还很以自己在革命中的表现为豪，将其作为重要政治资本。据时人观察，袁世凯在民初有一特别心理，“谓共和系彼诱获于清室，鄂人何功之有”。另，据亲历者言，1912年8月27日袁世凯在迎宾馆举办盛大筵席招待孙中山及其随员的时候，一帮北洋军人在筵席开始不久即制造风波，吵吵嚷嚷中，有一种声音特别强大，那就是宣称“共和是北洋之功”，并骂同盟会，骂孙中山，称孙“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从这些细节中当然可以看出北洋系试图与湖北的首义者、孙中山、同盟会竞争，但也不要忽视这种竞争中传达出来的北洋系对“共和”的看重。而废除君主制，创立共和制，乃是中国历史上极具革命意义的事件，这也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历史功绩。
有的北洋军人，还直率地谈论辛亥革命的意义。举例来说，喜欢以“三造共和”自我标榜的段祺瑞，1925年2月1日在善后会议上发表的宣言中，就曾大谈“辛亥革命之意义”。他说：“辛亥一役，易帝制为民主，阅时未及半载，而清帝逊位，民国政府成立，南北统一，并世史家，至称之为无血之革命，何其幸也。国人诚一注意当时经过之事实，可得极精确之意义如下：辛亥革命之成功，完全基于民意，绝非决胜于武力。”他还分析，十多年来之所以混战不已，不是因为辛亥革命期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有问题，而是因为正式宪法未能确立：“垂十三年非争则乱者，不能谓为《约法》不良之佐证。盖国宪未定，革命因之而延长也。”言下之意，民国建立十多年以来的战乱纷争，均属延长的革命。以他的身份而言，这“延长”的革命，应该不仅仅是孙中山一派的事业，因为他肯定不会说自己所干的是反革命。因此，这一演讲无异于说，北洋军阀的重要人物段祺瑞认为，自己从辛亥以来所干的，都是革命事业。
民国时代的军阀是革命者，这不仅是相关军人的自我标榜，也符合革命派的观感。陈独秀在1923年发表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写了如下一段话：
秦始皇以武力兼并六国，建设统一的政制，建设统一文字，这是革命的，至于焚书坑儒压迫言论，便是反革命的了。段祺瑞在赞成辛亥革命反对洪宪帝制讨伐张勋复辟时，本是革命的人物，后来组织卖国机关（安福俱乐部）讨伐西南护法军，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康梁一派人在戊戌变政时代是属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以后完全取反革命的行动。赵恒惕在参与辛亥革命及讨伐洪宪时，也算是革命分子，到了割据湖南惨杀黃庞时，便是反革命的军阀了。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代，在漳州时代，在讨伐陆荣廷、莫荣新时代，都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党，后来阻挠北伐军，驱逐孙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胡适之先生说陈对孙是革命行动，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陈炯明举兵逐孙不但未曾宣告孙中山反叛民主主义之罪恶及他自己有较孙更合乎民主主义之主张，而且逐孙后，做出许多残民媚外的行为，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革命的军阀。吴佩孚在奉袁世凯命讨伐护国军时，在奉段祺瑞命讨伐护法军时，本是一个反革命者，但是他讨伐段祺瑞、安福部、张作霖、交通系，都是革命的行动；因为段祺瑞、张作霖、安福部、交通系这班卖国的反动派失去政权，是给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能够得着政治上发展的机会。
按这位老革命的看法，段祺瑞、赵恒惕、陈炯明、吴佩孚这些军阀中响当当的人物，都在某个时期是革命者。
吴佩孚是革命者，还不仅仅是陈独秀一人的观感。据陶菊隐记载，1920年，他就被武汉的学生当面高呼为“革命将军”。
至于冯玉祥，则喜欢自我标榜为“革命将军”，虽然他曾被人称为“反革命将军”。
1930年，国民党指责桂系、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等“新军阀”，“不惜牺牲一切国家利益与民众之利益及个人以往革命之历史，而称兵构乱”。这无异于说，在国民党的认知里，这些军阀是有过革命历史的。如众所知，这个时候，国民党也被贴上了“军阀”的标签，国民党与各实力派之间的战争被称为“国民党军阀混战”。
这是很有意思的，它提醒我们，军阀与革命的问题，确实值得重新审视。在此，笔者只想提醒新革命史的学者们，可以考虑将北洋史纳入新革命史的视野之中。因为国民党虽被贴过军阀标签，在“传统革命史”那里是反革命者、被革命者，但李金铮却说，国民党的历史在“新革命史”的范畴之内。准此以谈，民国时期被贴过军阀标签的其他人物，虽然在“传统革命史”那里完全是反革命者、被革命者，其历史似乎也可视为“新革命史”的一部分。
三、清室与革命
进一步说，清室也是革命者。这一观点，在“传统革命史”那里，是不可思议的。在外忧内患的冲击下，清室的反应是“师夷长技”，但其“自强”之梦在甲午一役中被击碎；光绪帝有意革新，但戊戌年的变法才开了个头就被无情镇压；进入20世纪之后，虽重启新政，甚至打出“预备仿行宪政”的旗号，但缺乏诚意，敷衍塞责，终至人心离散，遭遇失国之痛。这是传统革命史对清室的基本认知。这种认知有其合理之处，但误会也很大。让我们从梁启超《释革》一文的一段议论入手：
朝贵之忌革也，流俗之骇革也，仁人君子之忧革也，以为是盖放巢流彘、悬首太白、系组东门之谓也。不知此何足以当革义。革之云者，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今如彼而可谓之革也，则中国数千年来，革者不啻百数十姓。而问两汉群治有以异于秦，六朝群治有以异于汉，三唐群治有以异于六朝，宋明群治有以异于唐，本朝群治有以异于宋明否也？若此者，只能谓之数十盗贼之争夺，不能谓之一国国民之变革，昭昭然矣！故泰西数千年来，各国王统变易者以百数，而史家未尝一予之以Revolution之名。
商灭夏之后，将夏桀流放于南巢，是为“放巢”；西周国人暴动，将厉王流放于彘地，是为“流彘”；周灭商后，将纣王枭首，悬挂在太白旗上，是为“悬首太白”；“组”是系印的丝带，“系组”是指帝王将组系在脖子上，表示降伏。刘邦至霸上，秦王子婴投降时素车白马，“系颈以组”，“系组东门”当出典于此。梁启超说，朝贵忌讳“革”，流俗骇于“革”，仁人君子忧心于“革”，是因为大家认为“革”乃是历史上发生的“放巢流彘”、“悬首太白”、“系组东门”一类故事。其实，这些改朝换代的旧事，都不能称为“革”，充其量，只是盗贼相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革命之事，乃“一变其群治之情状”，“幡然有以异于昔日”。借用今天的话说，国家层面的革命，是指在国家治理模式上有根本性变革，而非改朝换代。秦汉以来虽朝代频繁更易，但历代群治之情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因此，不能称为革命。这也就是他在文章开头所说的“即以政治论，则有不必易姓而不得不谓之Revo.者，亦有屡经易姓而仍不得谓之Revo.者”。在政治领域，朝代更替不等于革命，没有朝代更替却可能发生了深刻的革命，这一见解是有意思的。
梁启超在这里说，本朝群治无以异于宋明，可知在其心中，清室也不是革命者。这不仅仅从以清代明这一点来说是这样，就是世纪之交的“新政”也是这样。在梁启超看来，当时的很多举措（如科举方面），都只是“补苴掇拾一二小节”之举，不是根本性的，因此也不是革命。
不过，梁启超此文作于1902年。到那时为止，清廷的各种措施，确实看不出能在国家制度方面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但是，在此文发表之后数年，清廷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举措。
如众所知，清廷在1905年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就是中国是否可以改行宪政。考察归来之后，大臣们都建议推行宪政改革，清廷遂于1906年9月1日颁发谕旨，“仿行宪政”。当时制定的方案，是从官制改革入手。
在改革内官制的阶段，负责起草官制的官员们认识到，宪政的关键，是实行分权制衡，但考虑到议会一时难于成立，因此先从行政和司法分权入手。将以前的三法司之一的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门负责司法审判事宜，将刑部改为法部，专门负责司法行政事宜。用这种办法，将司法行政和司法审判分开，以实现司法独立。在行政系统内部，则拟成立责任内阁，以总理大臣和协理大臣为首，各部大臣均为政务大臣。立法系统方面虽然不是改革的重点，但也拟设立资政院，以防止大臣专权。由于反对声音很大，这次改革未能确立责任内阁制度，与之匹配的资政院也成为废案，但大理院成立了起来，刑部也改为法部了，可以说朝着司法独立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内官制改革告一段落之后，随即进行外官制改革。1907年公布的《各省官制通则》规定，各省城要改按察使为提法使负责司法行政、成立高等审判厅负责司法审判，各府厅州县要成立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负责司法审判，并要在各府厅州县设立议事会、董事会，推行地方自治。依此推行，则外官体制也将偏离原有模式，朝宪政体制转变。
1908年8月27日，清廷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以“巩固君权”为主旨，但也确实如学者所论，体现了君主立宪制的精神。与《宪法大纲》同时颁布的，还有九年筹备清单，这是清廷对宪政改革的一份完整规划，分年列举了从1908到1916年间应该完成的工作。这一清单中混杂了很多与宪政建设无关的事务，但在宪政建设方面，则完全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方案设计的。立法系统方面，中央要在1910年成立资政院，各省要在1909年成立谘议局，城镇乡议事会要在1913年建设完毕，州县的议事会要在1914年建设完毕，这是一个包含了从最基层的乡议事会到国家层面的国会的议会系统。在司法方面，各省要在1915年完成从高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到初级审判厅的建设，加上中央的大理院，将构成四级三审的审判体制。伴随着新的内外官制的颁布与实施，行政系统也将重新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设立责任内阁。待这些工作和其他一些事务都完成，就颁布宪法，召开国会，完成宪政建设。
如果这一规划完全实现，则中国的治理模式将“幡然有以异于昔日”，建立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体制。
在《释革》中，梁启超曾经说明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革命：
日本以皇统绵绵万世一系自夸耀，稍读东史者之所能知也；其天皇今安富尊荣神圣不可侵犯，又曾游东土者之所共闻也。曾亦知其所以有今日者，实食一度Revolution之赐乎？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语及藤田东湖、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诸先辈，无不指为革命人物。此非吾之谰言也，旅其邦、读其书、接其人者，所皆能征也。如必以中国之汤武、泰西之克林威尔、华盛顿者而始谓之革命，则日本何以称焉？而乌知其明治以前为一天地，明治以后为一天地，彼其现象之前后相反，与十七世纪末之英、十八世纪末之法无以异。此乃真能举Revolution之实者，而岂视乎万夫以上之一人也！
如众所知，清廷的宪政改革完全是以明治维新为取法对象的。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革命，则中国的预备立宪也是一场革命。只是由于九年筹备清单的目标未能实现，因此预备立宪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而明治维新则是一场成功的革命。
讲到明治维新是一场革命，不惟梁启超有此认识，孙中山也有类似说法。1924年3月24日，当他对驻扎在广州的滇军发表演讲时，说过如下的话：
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外国革命有许多是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维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
维新事业跟革命事业相同，则清廷模仿日本维新的预备立宪，当然也是革命事业。这不禁让人想起前引陈独秀1923年发表的论述晚清以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那段话中，有“康梁一派人在戊戌变政时代是属革命性质的”一句。康梁在“戊戌变政时代”所做的，就是一场维新事业。
看来，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人们在界定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将其限定在暴力革命的范围之内，而是将一切带有根本性变革的事务，均视为革命。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那之后也一直延续。比如毛泽东，虽然在1920年代说过“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但是，在1939年成文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说过如下的话，表明在他的意识里，革命是有和平革命与武装革命之分的：“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到了1950年代，他则说过这样的话：“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而在1980年代，主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则说了如下的话：“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若依各种突变、飞跃都是革命之说，则预备立宪不必说，就是梁启超觉得意义不大的科举改废问题恐怕也可纳入革命的范畴。若依改革也是革命之说，则1860年代以降的自强运动，以及甲午以后的各种革新，也都可以视为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清廷的革命事业，学界已有关注。如1990年代出版的郭世佑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虽以探讨辛亥革命为主，但在作者眼中，“无论是民主立宪制，还是君主立宪制，相对于君主专制来说，两者都属近代政治革命的范畴”。在他笔下，清廷主导的预备立宪虽然只是“蕴藏”了“政治革命的萌芽”，但还是承认了其具有革命意义。至于同时期出版的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的著作《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则赋予了清季新政以“革命”的意义，如下一句较好地表达了其核心观点：“粉碎了经历2100年中国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学基础的，不是以孙中山（18661925）及其同伴为中心的1911年政治革命，相反地却是1901—1910年以晚清政府新政为中心的思想和体制的革命。”他的这一认识，就有点类似于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了。
既然在革命年代，人们对革命的理解并未局限于暴力革命，既然在“传统革命史”还比较盛行的时候，就已经有学者指出清廷所主持的革新事务的革命意义，那么，今日的“新革命史”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接纳清廷的革命呢？
结语：革命方案的竞争与更迭
1907年，蒋智由在政闻社机关报《政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曰《人人皆革命党，人人非革命党》。“人人皆革命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在“传统革命史”那里，太平天国将士、义和团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共产党都是革命者。“新革命史”初起时只关注中共革命，可知其意中的革命者基本与共产党同义；李金铮新近提出国民党的历史也属“新革命史”的范畴，可以推知国共两党将来都会成为“新革命史”关注的革命者。而当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转换思维，发现被国共合作推翻的“北洋军阀”以及被国民党和“北洋军阀”的前身们合作推翻的清廷也都是革命者，则几乎等于说“人人皆革命党”了。“人人皆革命党”，可以说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近代中国的各大政治势力，不存在谁革命谁不革命的问题，而只有革命方案的不同。方案不同，就难免竞争，竞争的结果之一，便是革命方案的更替。不同革命方案之间的竞争与更替，可以说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在经历了西方列强的炮火洗礼之后，清廷中的有识之士“师夷长技以制夷”，试图通过在军事、交通、企业等方面借鉴西方、大办洋务而实现“自强”，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命运。这确实带有民族革命的意味。但是，这一方案不久就受到了质疑，如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自强运动方兴未艾的1870年代就尖锐地批评，李鸿章所主持的洋务，“皆末也，无当于本计”，因为据其观察，英国立国的根本，并不在坚船利炮，而在于议院和市长制。到了1880年代，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其临终遗折中也说，舍弃议会政治不学，而停留在学习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道的阶段，只是“遗其体而求其用”，建议清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议院是立宪政治的精华，当人们将关注点渐渐集中于此，其攻击点就不再是中国的“技”，而是中国的“政”。中国的“政”，也就是前引梁启超所说的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无甚差异的那一个政治体制，也就是谭嗣同在《仁学》中所说的延续了两千年的“秦政”。长期以来，我们都说近代中国的革命主题是反帝反封。这里所反的“封”，并不是先秦时代的“封建”，而是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确立的君主专制体制，也就是“秦政”。当朝野的有识之士将矛头指向“秦政”，试图通过建立以议院为核心的宪政体制来实现自强、避免亡国之祸的时候，其中既有“反帝”的一面，也有“反封”的一面。从这一角度来看，在1860年代萌蘗，到1900年代终于启动的宪政改革，确实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改革的鼓吹者和主持者，确实是反帝反封的革命者。
不过，当君主立宪这一革命方案还在酝酿阶段，尚未取代“师夷长技”方案的时候，另一种革命方案便出现了，那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提出的民主立宪方案。
君主立宪方案与民主立宪方案之间的较量构成辛亥革命的主体。当清廷被推翻、民国被建立，人们确实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大家很快发现，新建的民国离理想中的“新中国”距离太远。因此，国民党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新文化诸人则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其后，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将矛头对准了辛亥革命的重要参与者北洋政府。在“北洋军阀”还没有被完全推翻的时候，国共两党就起了纷争，随后数十年，双方都坚称自己革命、对方反革命，两种革命方案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
简言之，或者是由于革命者内部的分歧，或者是由于外部的刺激与压力，造成了近代革命史上诸多革命方案的竞争与更迭。在此过程中，革命风生水起，波谲云诡，前面的革命者因在后来者眼中不够革命而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甚至被革命；被称为反革命的，因不甘于退出舞台而一面继续自己的革命路线、一面大革竞争对手的命。诚如鲁迅在一则杂感中所写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其中有太多的权谋与无数的悲欢，值得深入探究。因此，可以预见，近代中国的革命，不论是否用“新革命史”的名义，都将继续吸引无数学者去探微索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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